性无善恶论者，人对于享受仁义，追求更好生活与更公平正义是天然的。这就是道。问题出在对仁义的追求无法满足以及个人仁义之间的冲突。
现实中，仁义的享受可能并不能实现，一方面是仁义的实现有外物的困难，另一方，你的仁可能不一定符合我的仁，人与人之间也会冲突。
“别说这么好听，人人都享受仁义，你觉得现实吗，如果是为了人人享受仁义，王安石为什么成了国贼，其变革沦为官富民贫朝廷的财政紧张也没什么改变？肥了新党蔡京之流罢了”吏部侍郎之前小阁老的跟班赶紧挑拨到。
“前提是前提，目的是目的，手段是手段，结论是结论。不要来混淆这些概念”宋应昌提了提语气。
王安石哲学行事的前提是性无善恶论，这一点在其《三经新义》里写得相当清楚。
心无善恶，善恶为后天所定也。
但王安石做事是割裂的，因为为国敛财其实是实现仁义的条件，实现仁义才是为国敛财的目的。王安石最大的问题是错把手段当目的。
以为只要为国敛财，大宋有了钱，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百姓的仁义也能改善。
实际上是大宋有了钱，这个钱留在户部也好，留在内帑也吧，最后都只会被经手的官员贪墨掉。
试想一下，性无善恶，但追求仁义之心是不变的。这里面主要是追求自身对仁义的享受之心是第一位的。
如果有一大笔银子就在身边，谁能忍得住诱惑呢？
所以王安石变法，寄希望于收上钱来后再行仁义，从人性上就行不通。因为钱在收上来的过程中就已经被贪墨得所剩无几了。等收上来后，掌握钱粮的未必舍得使用。
正确的做法是一边征收钱粮，一边行仁义。使得增收的钱粮与所行仁义所需的耗费相当。
这样，朝廷重臣能够看到收上来的数字，却见不到太多收上来的余钱，自然有动力去监督下属有没有落实仁义。
毕竟自己地位更高都没先享受仁义。克己复礼，先满足百姓的仁义。
王安石其实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终其一生克己复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才享有王荆公，舒王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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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割裂手段与目的的结果是天下只有一个王安石。其手下人可未必都能克己复礼。导致大量的人躲在道德楷模王安石的庇护下结党营私。
也因而，新党再王安石去世后彻底腐化堕落，新法的执行也各种被歪曲扭转。
除此方法论上割裂手段与目的之外，王安石在哲学核心上的漏洞更是大得惊人。
新党既然已经抛弃是旧党天下之财有定数，肯定了财富的增长变动。其内核就是表明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世界也必然变得更好。区别在于不由旧党实现就由新党实现。不由大宋实现就由后续的某一王朝实现。
世界最终会选择最能实现其价值的朝廷与官僚。
防杠申明，别急着扞卫天下之财有定数，如果支持这个，请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回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或者五代十国这类人口稀少的战乱时代，你们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最多的财富。
信这个的一定是不生孩子或者最多生一个的，否则就是故意祸国殃民，稀释朝廷的人均财富。
天下之财有定数，不过是给历来屠城暴政洗白的说辞而已，到今天，如果我大明的进士学子还信，未免显得科举过于儿戏。
回到主题。王安石既然相信未来一个美好的世界必然实现，那么就应该相信这个必然世界绝对不依赖于王安石一人而实现，因王安石一人而堕落。
因此，如果王安石坚定的相信必然世界的到来，那么其就不应该大权独揽，以一人之心夺千万人之心。以一人之力行千万人之力。
王安石罢黜三司，其本质是其内心抛弃了必然世界到来的信念，使得整个世界的维持必须依赖于王安石个人的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一倒，新法已然就名存实亡的根源。因为在王安石的一人之下，大家不被信任，也难以成长，王安石奔波变法却难于监管，好多人也都忙着贪污受贿，从中渔利。这也是后来倒王时，其很多正直的亲密朋友、下属、甚至学生都不惜调转枪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