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孚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进入中原行省境内，兵临宛城府。宛城主将李儿今和副将王宏言坐着一起商量守城对策，然而他们内心都知道失败是注定的，当今朝廷是什么样子的官场之人都心知肚明！
商量一番之后两人也没有什么好的计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大不了到时候投降还能保住身家性命，说不定还能继续当官，照样享受荣华富贵，吃香的喝辣的。
准备工作完毕后吴玉孚便下令大军开始攻城，处于的后方新型投石机首先发威，砸的城墙晃动起来，站在上面的官兵站立不稳，就像喝醉了一样。
巨石如下雨一样笼罩了宛城，就像天降陨石一般，压的官兵抬不起头来，只能抱头鼠窜！
经过一番狂轰滥炸其中一段城墙轰然倒塌，官军主将李儿今见此立马没有了抵抗的念头，赶紧派人举白旗投降。
吴玉孚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感觉出乎意料，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就这样本以为会是一场残酷的大战，变成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投降而结束。
于是吴玉孚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宛城府，接受了李儿今的投降。虽然不耻于他的品行，但是又必须接受这种人的投诚，毕竟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士兵的伤亡，避免流血牺牲！
古代王朝盛行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的极端腐朽思想。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让忠君的悖论愈显突出。
古代书生赶考之后，从秀才到举人，再到状元、榜眼、探花等，需要慢慢往上考，考中之后，才能做官。有的做了有职无权的官，有的做了有职有权的官，但不管什么样的官都会领到朝廷的俸禄，会成为朝廷内的人员，充分享受朝廷内的好处。他们不会像书本里写的那样，要忠君，不能对君主横加指责，更不能随便诋毁君主，而是能提意见就提意见，即便冒死也要进谏，还要把这种行为当成忠君爱国。
不过，能够和皇帝说上话的官员并不多。在宋代，只有具备上书言事资格的官员才能够给皇帝提意见，才能够和皇帝说话，其他的官员根本无法给皇帝提意见。不过，他们大多抱着忠君的思想，要替皇帝分忧。
事实上，很多官员只是在做官，却不是在给皇帝提意见。毕竟，能见到皇帝的官员并不多，大多都是文武大臣，而见不到皇帝的官员非常多。他们都要忠君，都要遵守古代官场秩序，遵守法律和道德标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大多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谐与稳定，却并不会那么稳定。他们会互相倾轧，拉帮结派，通过利益往来确立关系，结成牢固的朋党，有时候出现宦官专权、外戚专政、朋党之争，变法派和守旧派的争斗等，目的很单纯，都是为了获得朝堂发言的话语权，而不会为了天下苍生，也不是为了表现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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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老百姓了，而官员可能会摁下事情，消除罪状，也就没事了。要是被发现了，就有可能丢了官职，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官复原职，只不过到别处任职去了，也就没人认识他了。官员都有官场深厚的根基，而这样的根基都靠平时银子往来奠基，靠拉关系维持，也就可以从中获益了。
皇帝和官员们都想清楚了，要为了自己享受，而不能为了众生的幸福。毕竟，人生有限，抓住了社会资源，还不得好好享受一番？若是轻易放弃，岂不是白白荒废了十年寒窗苦读的年月？于是，他们要充分享受朝廷内的好处，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之便贪污受贿，私自加税，侵吞朝廷财产等，只要按照官场惯例，用银子铺好道路，和上级官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就算是没什么大事了。
要是有书生敢于按照“四书五经”的说法，揭发官员的贪腐行为，把他们统统关进大牢，也就没事了。即便有一些刁民闹事，官员也能动用手中的权力，行镇压之能事，确保地方安全平稳。
说白了，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忠君只是他们挂在口头上的说法，实际上都在为自己谋利，而不是为皇帝效忠。甚至为皇帝成了副业，而为自己谋利成了主业。
有一些官员要直接给皇帝提意见，就是呛了皇帝肺管子，也一样提意见，甚至要死谏。而在皇帝眼里，他们只不过在“讪君卖直”而已。他们通过给皇帝提意见，指出皇帝的错误和过失，体现自己的高风亮节，甚至认为被皇帝贬官或者杀头也是值得的，可以借此机会名垂青史，让后代人知道他们的风范。皇帝偏偏不上当，不让他们得逞。
于是，忠君就有了无所作为和尽忠的两派，无所作为的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尽忠直言的大臣往往得不到好结果，也不会名垂青史。
毕竟，史书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写成的，必须要维护皇族以及官场的利益，不能随便乱写。如此一来，忠君的人就成了显摆的人，也成了众矢之的。毕竟，直接给皇帝进谏的人很少，也很快会被弹劾。而弹劾他们的那些大臣也是本着忠君的名义行动的，正好符合了皇帝的心思。
旧王朝垮掉之后，很多大臣摇身一变成了新王朝的官员，却不会以死殉国。
商朝灭亡之后，伯夷和叔齐到首阳山采薇，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算是大大的忠臣。而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只有方孝孺一个人敢于斥责他篡位，却被诛了十族。可见，忠君是有风险的。不过，有人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大臣要识时务，不能死脑筋。忠于昏君，就算是助纣为虐了；忠于明君，才是真正的社稷之臣。其实，他们只不过在给自己寻找政治转圜的余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