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的阳光照过来，照在莫家的高磡上，也照着坐在高磡竹椅上的细妹身上。
大家叫她细妹，是因她的脖子又细又长又柔。
细妹坐在那里，她的脑袋往右侧，搭在自己的右肩上，过了一会，翻过来，又往左侧，搭在自己的左肩上。
高磡下的总府后街，人来人往，有人看到细妹，问：“细妹，你歪着脖颈在干嘛？”
细妹说：“我这是在晒我的脑细胞，这边晒晒，再这边晒晒，脑子不用，它们都已经发霉了。”
听到她话的人哈哈笑着过去，朝细妹摆摆手，意思是你晒，你晒，你继续晒。
细妹把脖子直起来，支棱着她鹅蛋形的脸，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盯着高磡下的总府后街。
前面走过去问她话的那人走回来，看到细妹，复问：
“细妹，你不晒脑细胞了？”
细妹苦着脸，眉头微微蹙起：“糕糟了，我觉得我的思想有问题了。”
问话的人复又大笑，走过去，其他听闻的人也笑个不停。
细妹习惯把“糟糕”说成“糕糟”，而“思想有问题”，则是她的口头禅。
她看到有什么不满意，就说“你们的思想有问题”，和人拌嘴，她不和你争输赢辩对错，而是说“我看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睦城镇上的大人们都喜欢细妹，喜欢细妹的原因不光是她长得好看，还因为细妹脾气好，你和她说什么，她都微微蹙着眉头，抿着嘴，一脸认真地想想，然后一脸认真地回答你，大人们都喜欢逗她。
早上起来，去府前街的饮食店买大饼油条，细妹站在那里，扳着手指算钱和粮票，算不过来，卖大饼油条的阿姨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故意逗：
“细妹，一共多少钞票多少粮票，你快帮助算算，阿姨的思想有问题了。”
排队买大饼油条的人也都停下来，看着她。细妹站在那里，算清楚粮票去算钞票，钞票算清了，粮票又已忘记，回过头再算粮票，把钞票又给忘记，最后，她睁着大眼睛看着阿姨：
“糕糟了，阿姨，我的思想也有问题了。”
周围的人一阵哄笑，有人叫着：“细妹，是不是你的脑细胞没吃早饭啊？”
细妹仔细地想想，点点头：“你说的对，一定是这个原因。”
还有人叫：“细妹，你算不清楚，下次叫大头来买大饼和油条。”
细妹撇撇嘴：“他呀，糕糟了，他的思想每天都有问题，像个呆瓜。”
细妹是莫家的老三，学名叫莫慕，一九六六年生，今年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她也是莫家四个小孩里唯一的女孩。细妹长得好看，身上穿得也好看，是整个睦城镇上，花衣服和假领子最多的女孩子。大家看着细妹，都说这是小桑桑水珠的底。
桑水珠是细妹的妈妈。
我们已经认识了细妹莫慕，现在来认识莫家其他三个小孩。
前面有人说的大头，是细妹的二哥，大名叫莫小林，他比细妹大两岁，六四年生的。
莫小林降生的时候是七月初伏，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他生下来的时候头就大，四肢瘦骨伶仃，大头壳的前额突起，后脑勺很高，舅舅说他这样子，就像是一只龙头烤。
龙头烤是一种名叫虾潺的细长形的海鱼，晒干之后身子卷曲，总是呈不规则的盘虬状。身子晒紧实之后，它的脑袋就特别大，摊在竹匾里，尖牙利齿，一粒粒倔傲地竖起来。镇上的副食品商店，常年有卖龙头烤，咸到发苦，用来炒辣椒却很下粥。
莫小林的脑袋，又像棵蔫了的豆芽，总也竖不直，东倒西歪。他和细妹不一样，细妹的脑袋左歪歪右歪歪，那是她故意的，在展示她细长柔软的脖子，莫小林是真的因为头太大，太重，缺钙的脖颈承受不住。
他们的表姐晓霞，双手捧着莫小林的脑袋，把他的脑袋竖直，结果她的手一放，莫小林的脑袋倒向一边。晓霞没有气馁，继续把莫小林的头竖直，嘴里还念念有词“你要听姐姐的话，晓得没有，你不听姐姐的话，姐姐就不喜欢你”。
莫小林看着晓霞，咯咯地笑起来。晓霞大喜，觉得这一下应该成了，结果她的手一放，莫小林的脑袋还是马上滚落一边，晓霞大叫：
“要死咯，要死咯，大头他的脖颈要断掉，他要翘辫子咯。”
“啪”地一声，姑妈一个巴掌扇过去，把晓霞都快扇晕过去，斥骂道：“就你娘这张逼嘴，在说什么逼话！”
晓霞用手捂着自己的脸颊，嘴巴扁着，努来努去，不过再不敢出声。
老莫白了他姐姐一眼：“有没有你这样作践自己的，晓霞她娘的逼嘴，不就是你的？”
边上的人大笑。
莫小林大头这个绰号，几乎是跟着他一起出生的，谁第一个叫起来的，没有人知道。反正他还懵懂，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就都大头大头地叫他。等到他能听懂人话，他听到并很快熟悉的一首歌谣就是：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
桑水珠生完大头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了离镇十里多路，一个叫马埠的地方，那里有一家国营的蚕种场，还有一个村子，有一所三十多名学生的小学。
说是小学，但其实和托儿所差不多，因为蚕种场一边靠山，一边临水，小孩子要是没人看管，不是跑去山里找不回来，就是下到江里玩水，被淹死。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蚕种场才想着要搞所学校，把职工和附近农民家的小孩，都放到学校里。
夏天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更不能松懈。所以这所学校，有寒假没有暑假，镇上小学的孩子在满天满地乱跑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学校里，读不读书倒无所谓，主要是不让他们出教室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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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小到连名字都没有，三十几个学生坐在一间教室里，坐成六列，从左到右，依次是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上课也是三个年级一起上，老师教完一年级，让他们自己看书抄课文，接着就给二年级上，这样轮换着来。
只有音乐课的时候无差别，桑水珠举起双手打着拍子，教所有同学学唱同一首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预备，唱”。
等到四年级，小孩子大了，他们就要每天走路到睦城镇上的小学去上学。
学校总共只有两位老师，桑水珠自己只是高小毕业，但在当时，已经算是文化人，她在那里教他们语文和音乐。
还有一位老师姓李，四川人，原来是驻地部队当兵的，骑马从马上摔下来，腿落下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没办法继续当兵，就转到这学校教算术和政治。
李老师的丈夫也是军人，当时是连长，后来部队驻地转移，她丈夫跟着部队一起走，剩下她带着一个儿子，留在睦城。
学校的学生不多，但老师更少，桑水珠在医院生大头，整个学校，就只剩李老师一个人，要教所有的课，嗓子都教哑了。加上天气一有变化，她不仅是受伤的大腿疼，全身都会疼。
桑水珠生完大头回到家里，躺了三天，管他什么坐月子不坐月子的，起来就住去学校。
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什么家庭和儿女私情，都必须给工作让位。
桑水珠去了马埠，大头放给他外婆带，没有奶吃，牛奶想也不用想，每天除了外婆煮饭时，从锅里舀出来的米汤，就没有其他什么可吃。连一颗鸡蛋，也要碰到他生病的时候，外婆才会在煮饭的时候，蒸一小碗鸡蛋羹喂他吃，算是补充营养。
大头整天饿得头发昏，要吃奶又没得吃，只能以哇哇大哭抗议，外婆就把一个黑陶的茶壶，壶嘴塞到他嘴巴里，他每天吧唧吧唧地吮吸着里面的冷开水。
冷开水和壶嘴只能让他过个嘴瘾，吃饱是不可能的，大头一天到晚还是感觉饿，离开茶壶的时候，嘴巴依然习惯性地吧唧吧唧着，把两片嘴唇都吧唧厚了。
桑水珠在学校回不来，老莫莫祖荣厂里很忙，白天要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还要参加读报学习。
厂长和尚念经般匆匆念着几篇社论，还没念完，下面的人就已经开始打哈欠。厂长放下报纸，看着老莫说，老莫，来来，你他娘的上来讲讲革命故事。打着瞌睡的大家顿时来了精神，两眼发亮，拍着巴掌。
老莫上去台上，时而坐着，时而立起，手舞足蹈，用睦城土话，绘声绘色给大家讲起红军长征的故事。老莫从浙江美院肄业回来之后，对画画似乎有些心灰意冷，不是为了要完成厂里镇里的任务，一般很少再去碰画笔。
但他到底还是艺术青年，那一颗骚动的心仍在澎湃，画不画了，他拿起笔，开始写小说写戏剧，他写的小说，还在杭州的《东海》杂志上发表过，写的表演剧，在《浙江日报》上发表过。
现在要他讲故事，老莫就开始讲起自己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写三个红军战士，看着北斗星过草地的故事。下一回再讲，三个就变四个，草地就变成雪山，或者赤水河。他讲故事不用草稿，完全是现场开挂，现编现卖，不过台下的照样听得如痴如醉。
老莫很忙，他也走不开。
爷爷莫绍槐看着大头可怜，隔两三天，就去他外婆家里，抱着他，顶着大太阳，走路去马埠，让桑水珠一次喂他吃个饱。
可桑水珠每天吃着青菜和咸菜，连吃个豆腐都算是改善生活，哪里有什么奶水，大头就是一个星期不来，她也不会胀奶。大头来了，她就连喂带挤，有一滴就多给他挤一滴，挤到感觉自己的身子都挤空为止。
大头虽然没吃尽兴，但总算是嗅到了奶味，可以吃着吃着就安心睡着。
爷爷抱着他，还是顶着大太阳，回去睦城镇上。
一直到大头很大的时候，他努力回想，有时连他自己都惊讶，自己能够记得那么早的事情？但这些画面，要不是自己记得，也没人和他说过。也可能是那时的他，每天实在太饿，太渴望可以吃到奶，饥饿能增强人的记忆吧。
后来每次，他想起这些片段的时候，都带着轻微的晕眩，
大头记得每次抱他去马埠，爷爷都是光着上半身，下半身穿着那种裤腰可以折过来，他们本地话叫稻筒裤的大裤衩，爷爷的皮肤黧黑油光，好像涂了一层蜡，太阳晒在爷爷的身上，闪着汗津津的刺眼的光斑。
从睦城去往马埠，出城要经过一道大堤，还有一个河湾。水浅的时候，河湾里一座老旧的石板桥会露出水面，要是水深，没办法从这座桥过去，爷爷就要抱着他，多走二十几分钟的路，到上游的浅滩，从一座木头桥上过去。
这一路没有树，太阳把路面晒得白花花的，浮着一层氤氲的热气，好像整条路都浮在空中，脚踩上去都有些发虚。
爷爷后背的裤腰插着一把蒲扇，头戴一顶箬叶的斗笠，但斗笠只能遮住一小块阳光，抱着大头的爷爷，往前佝偻着身子，让斗笠的影子和自己的身影，尽可能多地挡住大头的脸和身子，害怕他会暴晒中暑。
爷爷往前倾着身子，他头上身上蒸发着热气，汗如雨，额头鼻尖和下巴的汗珠滴下来，滴在大头的脸上身上，有时也滴进他的嘴巴里，大头匝巴着嘴，他记得爷爷的汗很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