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建国开始就有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户籍制度，这套制度把户口分成了主户和客户。主户又称税户、编户，专指城市里有房产、农村有田产、应该纳税服役的人口，只要承担了一文钱税也算主户。
主户里还分为坊廊（城郭）主户和乡村主户，相当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乡村主户里又分成了五等，田产超过三倾的算第一等；一倾到三倾的算第二、第三等；不超过五十亩算四等；二十亩以下为五等。
一二三等乡村主户称为上户，算地主，四五等为下户，算自耕农。有些五等主户全家只有几亩地，不得不租用别人的土地耕种，就算半自耕农。
客户也分廊坊客户和乡村客户，乡村客户叫佃户、庄客、地客、浮客、旁户。他们没有田地，按照后世流行说法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生活。
乡村客户不用向国家缴纳和土地有关税赋，只需按照租约把土地租金向地主缴纳清楚就够了，这片土地的税务由地主负责。
这听上去挺合理，可问题来了，大多数土地都在谁手里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朝廷有关土地税收的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明朗了。
由于北宋建国之初为了鼓励百姓恢复由于战乱荒废的耕地，采取了与前朝完全不同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私有化，谁开垦出来就归谁所有。
这么做不能说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它可以迅速恢复全国农业生产规模。但凡事儿都有两面，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
这时的主客户有多少呢？巧了，洪涛知道，他有权利调阅朝廷的相关资料，去大名府时就研究过。按照元丰八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万户，其中主户一千万出头，客户五百七十多万。
刨去很少的一部分坊廊客户，绝大部分都是乡村客户，大概占据总户籍数量的35%左右。
这个数字必须有出入，以宋代的统计能力和统计手段，再加上各种逃避税赋的客户，出入还不会太小，但从总量上来讲算是最靠谱的数据。
按照这个官方数字，全国的耕地应该集中在三分之二的主户手中。如果真是这样，洪涛就不折腾了，很正常嘛。
可现实比数字残酷的多，全国耕地中的七成到八成，并不在三分之二的主户手中，而是在形势户手里。
形势户，也叫官户，听名字就该知道了吧，没错，就是当官的。按照大宋律，各级官员都允许拥有一部分不需缴纳税赋的土地，同时还免差役。
像洪涛这种一品大员，家里可以有一百倾田亩是免税的，以此类推，到九品官降到五倾。一宋顷等于五十亩，九品官就有二百多亩免税田，一品大员则高达五千亩。
这还不算完，洪涛在大名府干掉了几十座寺庙，弄出十多万亩根本不属于寺庙免税范围内的耕地，这些地也是官员和地主的，为了少缴税全都挂在寺庙名下。
算完这笔账，大概就清楚为啥真正种地的农户反倒过不上好日子。全国七成的土地全掌握在官员、寺庙、皇庄手里，不交税或者少缴税，剩下不到三成的土地才是土地税收的主力。
想用三成土地养活北宋庞大的政府和军队，除了大力展工商业之外，加税是必然的。而这么做是个恶性循环，因为承受大部分税收的是乡村主户，也就是中小地主阶级。
他们的负担一旦过重，再赶上天灾人祸，马上就有可能破产变成客户，而他们的土地又成了官户和寺庙的免税田亩。长此下去纳税的田亩会越来越少，国家的税赋也会越来越重，直到最终压垮整个土地政策和整个地主阶级。
这个问题北宋朝廷不是没想到，也不是不想改。王安石的新政为啥受到旧党的玩命阻拦？就是因为新政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其中有一大块就是土地收益。
一个国家要想变的富强，光城里人吃饱穿暖、精英阶级高官厚禄远远不够，让为数众多的农民日子好过才是重点。
孟子不是说了嘛，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对于这句话洪涛非常认同。
怎么才能减少农民的负担呢？这事儿改起来比较难，或者说对洪涛而言比较难。他无法说服皇帝和大臣改变土地政策，这个建议比王安石的新政还难以被既得利益阶级接受。
假如王安石的新政无法为朝廷快速增加收入，想必神宗皇帝也不会支持他。现在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死了，新皇帝明摆着是个保守派，自己还去触碰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利益，那不是找死嘛。
说白了吧，政府想多收钱是天生的立场，农民想少交钱也是骨子里带的需求。
政府和人民是一对儿天然的对头，却还要绑在一起不离不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两边相对平衡，政府别收太多、农民也别交太少。
这个平衡点很难找，人类社会少说也探索了几千年，那么多大拿、大能愣是没太搞明白，洪涛也不指望自己能有一蹴而就的本事。
强行鼓动人民和政府去争夺权力，最终的结果有两个。第一，自己成功了，带着百姓杀得血流漂杵，推翻政府建立了新政府。结果摸摸兜儿，现空空如也。
想建设、想强兵还得收税，保不齐比原来政府收的还多。因为被战火摧毁的事物还要重建，这部分成本也得加在百姓头上。
就算自己不想收，但手下人呢？不可能人人都是穿越者，都能看到千年之后。他们跟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玩命图啥？还不是图个权利，要是啥都不给，那自己就是接着被推翻的那个。
第二，自己失败了，那就更干脆了，咔嚓一刀人头落地。穿越者也不是孙悟空，脑袋没了照样会死，或者又穿越到别的年代。
这两种结果洪涛都不想要，他觉得应该还有第三条路，没必要非玩零和游戏，让政府和人民双赢多好，后者说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变革。
以洪涛的认识，政治也是一桩买卖，复杂得多的买卖。既然是做买卖，必须按照做买卖的规律办事儿，要考虑成本和收益。
俗话讲开源节流，减少税收就是减少农民的支出，现在看来显然不太现实。那么不钻牛角尖，换个思路想一想，能不能在增加收入上有办法呢。
假如一亩地能产出更多粮食，农民手里剩的钱就会多一些，单位土地可以养活的人口也相对多，生活就能好过点。
这么做确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过分剥削的问题，但它有可能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只要税收别跟着马上提高就成。
随着农民的认知水平提高，政府剥削的难度就会加大。驭民五术里不是说了嘛，要先壹民，也就是说愚民，让百姓都只有一种思想就好摆布了。假如农民有了闲工夫和闲钱去学习，壹民的难度就相对增大。
通过这几辈子的总结，洪涛得出一个经验，凡事儿别琢磨如何完全杜绝或者改变，最好一步步增加或者减少，用量变引起质变，这样的可行性相对高。
因为有些事的想法和结果往往是相悖的，初衷好并不一定结果就好，先从不起眼的小事儿做起最稳妥，即便做错了也不会对整体造成大伤害。一边做一边思考衡量，逐步接近问题关键，最终才有可能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