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会心地一笑。
彭长宜继续说道：“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而导致这个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人均收入超级偏低。你刚下来，可能没有体会，我在贫困地区工作过，我跟你说啊，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走进农民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状况都会让我感动震撼和隐痛。”
舒晴皱了一下柳叶眉，她睁着两只漆黑明亮的眼睛看着他，尽管他说得那种震撼和隐痛她不曾亲身感受过，但从彭长宜的神态中，她感到了沉重。
“我们有相当多的贫困地方，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落后，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苦难和悲壮，而伴随着这些的往往就是人口的过度生育，经常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四五个的孩子，当然，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这样的家庭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少了些。”
他的话博得了同感。
“我们常常说，我们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提供了粮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的。”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伴随着人口极限，就繁衍出了另一个现象，就是落后，就是贫穷。”
舒晴静静地听着，这是唯一一次谈话中，她从这个基层市委书记的脸上没有现以往的那种狡黠和随性，她看到了他少见的严肃和庄重的表情。灯光下，他的眼睛看起来是褐色的，暖暖的，回荡着爱怜和迷惘，沉重和无奈，他的鬓如刀削的脸庞，他的高挺的鼻子，他的线条利落的下巴，都加重了此时这个男人的沉重感和庄严感……
“西方人，让我说就是温庆轩常说的那句话，忘我之心不死，拿计划生育这事大做文章。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和国策，谁家过日子都是按照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过的，一家有一家的经，明明锅里没有那么多的米，我们为什么还要增添那么多吃饭的嘴，当然要控制生育了。再说了，他们就那么讲究那两个字吗？我记得美国美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哪怕一滴黑人的血液，那么你就是黑人。种族歧视到现在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就这一项，他就没有任何权力对别人说三道四。当然了，我们在具体工作的时候，也难免有时候会有执行起来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是，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主流，不然，也不会把这项工作当做一项基本国策还实行了。”
“所以，我们只需念好我们的经，不要去理会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不适之词。你头来的时候，我说让你协助栋梁书记抓抓计划生育工作，吕秘书长就担心，担心你会对这项工作有看法，还担心你会接触到在象牙塔里接触不到的一些严肃而又无奈的现实问题，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基层的工作，我是门清，但我还是坚持让你彻底地见识见识一下真正的基层。看来，吕秘书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那一刻，舒晴的脸红了，她为自己的少见多怪尴尬了。
本来，上次来亢州宣讲那次，在古商州遗址，彭长宜就跟自己说过：基层有好多事，干得说不得。这话已经表明了基层工作有着许多的无奈，可是自己还因为今天寇京海汇报中的一句话而少见多怪。
这就是基层的同志。他们的多面的，他们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同时，又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他们长年累月在这种角色对冲中游刃，肯定也会有着跟自己相同的感受，只是他们谁也不说罢了，偏偏自己仗着知道的多一些，问了这么一个愚蠢幼稚可笑的问题。
她偷眼看了看其他人，见大家的表情都很庄重地看着彭长宜说话，她也把目光投向了彭长宜，就见这个男人的确比平时神态严肃了几分。
寇京海也论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曹南和吕华也分别表了自己的意见，舒晴注意到，他们没有一句话涉及到上边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长宜的思路展开的话题，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把责任推给政策。
这一点，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实，在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长宜会将这一切归于政策，归于上级的决定，但是他没有，他的同僚们也没有，这就说明他们是讲政治讲原则的人。
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无数次深思熟虑过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样，有过同样的困惑，这种困惑他们不可能像她一样说出来，他们不敢说，甚至不敢跟同僚们讨论，更不敢跟上级讨论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层同志的伟大，基层工作的不易！
想到这里，她由衷地说道：“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长宜笑了，看着她说：“刚才还对我们持怀疑的态度，现在又觉着我们了不起了？你也太容易被我洗脑了吧？”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长宜一眼，申辩道：“我没有对你们持怀疑态度，应该说是我不太了解基层。”
“不是对我们，是对我们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彭长宜纠正她的用词。
舒晴不好意思地说道：“也不是，只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点疑虑，就拿出来向彭书记请教了，怎么能说是怀疑呢？”
彭长宜知道舒晴说的是真心话，就不想继续为难她，转了个话题，说道：“我听吕秘书长说你上午找我着，有什么事吗？”
听彭长宜这样一说，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随后，吕华也拿起水壶，佯装去要水，也走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