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没少帮她的忙，当然，也没少得她的实惠，如果亢州地面上的官员，要说跟她关系最干净的还是彭长宜，其次是吕华，所以她非常敬重这两个人。
吕华不能不说没有得到过她的好处，但那都是她在情愿的情况下给的，吕华并没有索要甚至跟她暗示过什么，彭长宜更是连她一顿饭都没吃过，那次来厂子视察，还是彭长宜在亢州酒店请的他们，更别说跟她索要什么好处了。
就是她想主动做点什么，彭长宜都不给她机会，洽谈公交项目的时候，她的确想有给彭长宜好处的举动，但被彭长宜拒绝了。
彭长宜说：你是在亢州做好事，理应我们感谢你才是，怎么还能从你这里拿好处？然而，朱国庆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最贪得无厌的人，既要钱又想要人，得不到就恼羞成怒。
相比之下，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彭长宜吸引她的主要原因。
此时，她从彭长宜那略带怒气的问话中，听出了他的真诚，她也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了，索性，从头至尾，一股脑地告诉了彭长宜事情的经过。
原来，彭长宜去党校学习后不久，亢州有名的拆车老板俞大开俞老板就给荣曼打电话，想让荣曼在他的胜利公馆处安排一个公交车站点。
荣曼很不喜欢这个人，人们现在在背后都跟他叫“愈大拆”，他自己也不避讳这个外号，他说能当亢州大拆，也是了不起的人物。
现在，这个人物的确了不起了，买下政府那块预留地，盖起了多栋高层住宅，走路都是横着膀子走，亢州搁不下他了，一副典型的暴户嘴脸，自以为靠上了上级领导，在亢州就耀武扬威的，连彭长宜都不放在眼里，荣曼就不止一次地听他在背后说对彭长宜不敬的话，但是这个人却跟朱国庆打得火热，谁都知道他们背后的交易。
荣曼在电话里听明白俞大开的意思后，说道：“俞老板，这个事恐怕是我不能答应您的，因为，公交站点都是北京方面来的专家，根据人流和交通时段测算出来的站点，如果要是增加站点，必须他们来人，我是做不了主的。”
俞老板不高兴地说：“你当老板的怎么做不主？”
荣曼很是看不起这种暴户的嘴脸，自己是老板不假，但那就能做主吗？再说亢州现在算是北京一个分公司，所有运营上的一切业务，都纳入了北京的管理体系，就因为自己是出资方，就可以随意干预正常的运营吗？
她在心里就一百个瞧不起这个姓俞的，但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的，她客气地说道：
“不是这个样子的俞老板，亢州从一开始就纳入了北京运营管理体系，我只是出资方，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股东，运营是另一个部门的事，我是不能随意干涉的。再说，现在胜利公馆的右侧，就有站点，走不了几步的，没有必要增加一个站点，您说是不是这样？”
俞老板的口气里就又了不耐烦，说道：“这样，建立汽车站点的所有费用我出，不用你们出一分钱，但站牌上要写上胜利公馆几个字，这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荣曼说：“这个倒好说，问题是您的这样要求我认为真的没什么必要，先是在旁边就有站点……”
俞老板不礼貌地打断荣曼的话，说：“怎么会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的话我就犯不着给你荣大老板打电话了。”
荣曼懒得跟他理论，就说道：“这样俞老板，我把您的要求跟总公司反应一下，您看行不？”
俞大开一听，也只好如此，他说道：“我希望你们总公司尽快答复我。”
说着，率先撂下电话。
荣曼放下电话，鄙夷地“哼”了一声，她就把这事忘记了。
不曾想，过了两三天后，俞老板又给她打了电话，荣曼有些不好意思，说：“对不起俞老板，我把这事忘了，这样，我马上就联系，一会给您电话。”
俞老板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但也无可奈何，又放了电话。
这次，荣曼还真是认真想了想这个问题，这才给北京公司当时来测量站点的工程师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明了这一情况。
这个工程师当时就给否了，说道：“没有必要，那里走几步就是一个站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距离之内增加站点的。开玩笑呢。”
荣曼说：“我也是这么说的，真是搞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
那个工程师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门口设一个公交车站，以他小区的名字命名，售票员一天不知要报多少次他的名字，更主要的是，他在卖房广告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公交车到小区门口，他的房价就又竞争力了。”
“哦——”荣曼明白了，她早就应该想到这一层的，只是不待见这个人，就没有费心琢磨他的用意。
挂了工程师的电话，荣曼就给俞老板拨回了电话，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了，没想到他一句话都没说，就“啪”地挂断了电话。
荣曼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跟她报告，在胜利公馆前后的两个公交站牌被砸毁。荣曼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
她开着车，来到两个站点，就看见了站牌和供候车人等车的座椅以及雨棚，都被砸毁。
她当时气得肺都快炸了，没想到这个愈大拆居然用这样下作的手段来威胁她达到目的。气归气，多年在外经商的的经验告诉她，要忍气吞声，少树敌，就这样。
她强压住火气，给广告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人把被砸毁的站牌和雨棚拉走，重做新的，因为这几天天气预报说有雨。
没想到，第二天刚刚换上的新的站牌和雨棚，又被砸了。
荣曼看着狼藉的站牌、雨棚和被掀翻的座椅，她默默地开车离去，不再给广告公司打电话了，也不派人收拾这个烂摊子。她知道，城管会找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