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试没啥好说的，在贵州这破地方，有志于明年乡试的生员，基本上都能通过提学官组织的科试。
自成化十年以来，贵州的举人名额一直为十九人。
全省应考人数顶多三四百，再加上路途遥远且危险，能健健康康走进考场的，每届大概三百人左右。如果再遇到山洪爆什么的，来往官道被堵塞，可能应考者还不足两百人。
两三百当中取十九人，贵州的中举率相当之高，起码是全国平均数的一倍以上！
如果王渊明年就参加乡试，那他运气更好，因为举人名额又要增加。
托刘公公的福，明年的中榜和北榜地区，举人名额都将大幅度提升。因为刘瑾自己是北方人，投效他的官员也多属中、北榜进士，排除异己时又刻意打击南榜进士，并有意拉拢不反对他的中、北榜进士。
多方面因素结合，刘公公做出一个疯狂决定——
正德五年乡试，陕西（刘瑾家乡）举人名额增加三十五人，从六十五直接提升到一百！山西名额增加二十五，河南和四川名额分别增加十五人、十人……贵州也跟着沾光，举人名额增加二人。
刘公公很有手腕啊，他想把太监与文官之争，转化成南、北、中榜进士之争，直接在文官集团内部搞利益分化。
于是就出现一个扯淡现象，李东阳明年干翻刘瑾的时候，正好跟全国乡试时间重合。等朝廷宣告新版名额作废，大部分地区已经公布成绩，你还能剥夺那么多新科举人的功名？
更有趣的是，正德八年再次乡试时，其他省份新增名额作废，唯独云南和贵州保留下来，依旧沿用刘瑾规定的数额——很可能是云贵叛乱太多，朝廷想要加强地区统治，而推行教化又属于第一要务。
……
文明书院。
这个书院始建自元代，明初便已废弃，永乐年间重建，到成化朝再度废弃。
席书和毛科来到贵州之后，召来本地士绅搞众筹，包括宋氏和安氏都有出钱，现在终于把文明书院重新建好。
可惜师资力量不足，在王阳明下山之前，只能请些老秀才当教谕。
王渊交了学费，便跟宋灵儿、刘耀祖一起进书院读书，龙岗山诸生也全都住进书院。
饭堂。
王渊打了一碗饭回来坐下，问道：“宗鲁兄，你们怎么都不参加科试？”
陈文学笑道：“自从求学于先生门下，我等自知学问浅薄。若明年就去云南应乡试，来往路途要耽搁两三个月，何不用这些时间追随先生左右？”
好嘛，陈文学、汤冔、叶梧等人，为了留在王阳明身边求学，连明年的乡试都不参加了，所以今年的科试也懒得去考。
王渊说：“前几天科试，我现好多陌生面孔，去年考试怎么没见过他们？”
越榛解释道：“这些生员，大部分属于官宦子弟，他们的父亲在外省做官，全家都搬出去了。虽为贵州籍学子，其实从小就在异地进学。只有参加科试，他们才会回贵州，拿到应试资格之后便去云南应考。”
“原来如此。”王渊恍然大悟。
叶梧无奈摇头：“每次乡试，贵州的举人名额，都被这些官宦子弟占去大半。毕竟他们读书的地方，比贵州要文风兴盛得多，土生土长的本地生员怎么考得过？”
越榛和詹惠都不说话，因为他们两家，历代就出了不少大官。
这次返乡参加科试的异地生员，越、詹两家就有五六个，全都是他们的亲族兄弟。不出意外，明年中举的贵州生员，至少有两三个是这两家的子弟。
对于本地士子而言，确实不太公平，但人家是严格遵守朝廷法度啊。
就拿王阳明来说，从小在北京求学，跟父亲王华住在一起。如今的阁老们，大半属于王华的翰林院同事，当年王阳明会试落第，李东阳还亲自安慰过他呢。享受如此优渥的教育资源，王阳明同样要回乡参加科试和乡试。
吃过早饭，王渊老老实实去读书，他现在每天背诵十古诗。而且不求甚解，只需懂得诗歌基本含义，又能熟练背诵即可，王阳明是在培养他的辞感。
等王渊背完一千诗，王阳明就给他讲《文心雕龙》，接着还有进阶课程《文章轨范》。
《文章轨范》收录了从汉代到宋代的六十九篇古文，其中韩愈的文章独占三十一篇，另有诸葛亮、范仲淹、辛弃疾、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名篇。到时候，王阳明会把每一篇都拆开来讲，着重分析这些文章的修辞技法。
“王二哥，你不去听先生讲学吗？”刘耀祖问。
王渊说：“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哦。”
刘耀祖已经从宋家搬出来，宋公子给了他十两银子。
至于宋公子，不但放弃了科举志向，也放弃了继承权（贵竹土司），选择去宋氏族学当老师。按他的说法，宋家已经堕落腐化，不但不敢面对叛军，还整日内斗不休。宋公子决定从小娃娃着手，悉心教导宋家的下一代，让宋家子弟知荣辱、懂礼节、有道德。
宋灵儿拿着一本《孙子兵法》，坐在王渊旁边认真默读。等她能够整本背诵，王阳明才会给她讲解其中大义。
刘耀祖则背着书包，来到书院的大讲堂。
沈复璁也在，给席书做幕僚的同时，沈师爷还当了文明书院的教谕。
这几天，沈师爷与王阳明聊过几次，但话题跟学问没啥关系。二人是同乡，都在聊一些家乡往事，甚至沈师爷还是王阳明父亲的县学同学——名义上的同学，并无实际交往，王华考中秀才之后，就被浙江左布政使请去当族学老师。
沈师爷对王阳明的心学不感兴趣，但他要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所以今天也跑来听课。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王阳明的肺病已无大碍，站在讲台上宣扬“致良知”理念。
刚开始，大家不觉得有何新奇，但当他讲到“知行合一”，顿时就引来无数学子的兴趣。同时，决定明年参加乡试的生员，听到一半就全都跑掉了。
王阳明根据贵州学子的实际情况，尽量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数日之后，他干脆全部用俗语来讲学，授课方式已经偏向于聊天谈心。
程朱理学在贵州影响不大，甚至许多士子只知科举，根本不知道理学是啥玩意儿。
对心学的接受程度，贵州士子远高于其他省份的读书人。再加上有提学副使席书的倡导，所有生员都来听课，中途退出的有之，但半道加入的更多。半个月不到，王阳明的课堂听众已经超过二百人。
又过了一个月，王阳明只能在书院门口讲课，因为教室根本放不下那么多人。
不仅是读书人，就连贩夫走卒，也没事儿跑来听课打时间。他们或许不识字，但能听懂王阳明的道理，这就是王阳明用俗语讲学的根本目的。
两个月之后，听课人数达到六百人以上，书院门口的街面都站满了。甚至有小贩做起生意，挑着担子跑来卖吃的，人们往往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王大爷讲课。
这种讲学方式，后来被泰州学派的祖师王艮所继承。
王艮讲学的巅峰，一场听众可达数千，而且大部分属于普通老百姓。
不论如何，王阳明都成了贵州城的现象级人物，有点类似平民心中的学术明星。甚至生邻里纠纷，双方都去找王阳明评理，王大爷经常化身为居委会王大妈。
王阳明的忠实核心弟子，很快扩张到三十多人，形成一股年轻的学术力量。
王渊没去听课，依旧学习四书五经，每天练字背诗做八股，连刀法、箭法和骑术都不怎么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