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逊和他的同伴们
写下了伟大的《独立宣言》，
这份宣言蕴含着独立、自由、
平等、科学、民主、法治等种种精神，
而这些，正是美国的国家精神。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当时叫做晋国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它又是历史，或可以看作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然而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还能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以色列-犹太，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1]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2]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哪怕当时只是意外。问题仅仅在于：意外是怎么生的，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维纳斯）一样，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是让人心胸开阔的。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夏天凉爽的信风，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将不成问题。
只有一样东西神没给他们——肥沃的土壤。
的确，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土壤是贫瘠的，许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长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适合生产的，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贩运到埃及、波斯、马其顿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好吧，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机和降落伞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头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城邦就只有一百平方公里。但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us）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以弱胜强，两次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这就再次证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立”。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3]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因为需要交换。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
谁必须独立？从哪里独立？
每个个人，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氏族内部不平等吗？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或者要文身，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族民就会从“对组织的依附”变成“对个人的依附”。起先是依附于酋长，然后是依附于国君，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必须跟所有的依附对象都一刀两断。
而且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只有希腊人，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跑到西西里，跑到小亚细亚，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把大批的物质倒来倒去。
这就有了三个前提，三个要求：一、产权明晰；二、独立自主；三、使用货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处分财产、敲定价格。事实上，在没有电报、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简直搞笑！
何况，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不回来。
那好，我们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户是没有的，分到财产的是独立的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同样，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思想、言论、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比方说，爱上谁就跟谁做爱，支持谁就投谁一票，喜欢谁就做谁的粉丝，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必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都不独立，谁都不自由。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称臣。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4]
再见了爹妈，咱们从此平起平坐，咱们从此各自保重。
走向平等
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难题。
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氏族社会是不成问题的。血缘，最天然、最真实、最温情也最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不就是中国人一贯追求也曾经行之有效的主张吗？然而此刻的希腊人，却成了宙斯式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罪人”，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们，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那里丝毫都不奇怪。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要看是否符合逻辑关系和事先约定，谁都没有特权可以蛮不讲理。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起来。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
所谓“全民公约”，其实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商量不通，还有仲裁机构。
法律也可以这样吗？
难。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成为共识，也成为约定。
这就是“法治原则”。
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约定为约定。
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
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回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人类承诺，做好人不做坏人，做好事不做坏事。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宗教诞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次签约希腊人并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因为他们的那一页，已被历史翻了过去。完成新使命的，将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再见了，希腊！
奇怪！独立自由的希腊，科学民主的希腊，阳光灿烂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衰落与复兴
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时代的雅典甚至有这样的法律：与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价，强奸则只需要罚款了事。因为强奸只不过损害了妇女的权益，通奸则不但挑衅了男人的尊严，还可能导致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说，蒙在鼓里的丈夫稀里糊涂把一个“野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请问，这又是什么混账逻辑？
坚持混账逻辑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战争之后，胜利了的雅典变得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没有节制。也许，在雅典人看来，他们有资格这样。是的，波斯帝国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许多岛屿纷纷参加了雅典为的希腊同盟；而他们自己的城邦，则在伯里克利任席将军的十五年间，风光无限达到鼎盛，号称“希腊人的学堂”。
于是雅典人认为，他们可以称霸。
称霸的结果是争霸，是同盟国的反抗，斯巴达的不满，以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是马其顿的乘虚而入，诸城邦的名存实亡。再后，是整个希腊变成群雄逐鹿的战场，最后并入罗马国家的版图。
显然，希腊的衰落和灭亡，是从雅典谋求海上霸权之时开始的。在这天，他们恃强凌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腊精神被希腊人弄没了，留下的只有精神遗产。
但，这又是多么宝贵的遗产啊！在古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尼德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闪光。
还必须说说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自治。
所谓“城市自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凑份子”，出钱向国王买一张“特许状”。有了这张特许状，市民就可以联合成社团，有权用社团的印章签订协议，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和市外属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
这样一种自治是完全彻底的，他们甚至可以不必理睬帝王的训令和国家的法律。最过分的时候，某些地区的自治城市还会组成联盟，动反对皇帝或国王的战争。
说白了，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联合赎身”。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市民阶级），而且意味着他们有了政治的诉求和执政的能力。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自治则是资本主义的前兆。当这样一种自由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
但，城市能够自治，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古希腊，独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甚至可以有不同的政体。这个传统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二是从古罗马一直到后来，无论西方世界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形式如何变化，契约和法治的精神都贯穿始终。就连欧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关系，也由契约来规定。有这两个前提，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全新的建国方式，就迟早会诞生出来。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坚合众国。
费城对接雅典
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
同希腊人一样，美利坚人的建国史也跟航海、殖民和经商密不可分，她的前身则是13个英属殖民地。其中第一类是英国国王封的，叫“领主殖民地”，比如马里兰。第二类是国王颁特许状，由商业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第三类是自由移民根据自己的契约建起来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
但无论哪种，都是自治的殖民地。英国国王虽号称享有主权，却其实是“主权王有，治权民有”。13个殖民地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体制。有靠盟誓或契约来管理的，有把所有程序都交给宪兵司令的，还有种什么庄稼都由官方说了算的。它们之间，不但风马牛不相及，有的还老死不相往来。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价值观——独立、自由、平等。
就说马萨诸塞。
1620年，荷兰的部分英国分离派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经过66天的海上漂泊，到达计划外的马萨诸塞（原计划是弗吉尼亚）。上岸时他们一共102人，但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58条生命。第二年春天，当五月花号再次来到这里时，船长却惊诧地现，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国。原因很简单：在这里能独立，在这里有自由。
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
难怪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们，会被美国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尽管他们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事实上，马萨诸塞一直是独立运动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他们，制定出第一份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文件——《五月花公约》；也正是他们，倡议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向英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不”。他们把成吨的英国茶叶扔入海中，因为自由比便宜茶叶更重要。英国人封闭了他们的波士顿港之后，没有一个失业的工人应聘去修英国兵营，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卖粮食给英国军队，因为他们宁肯一无所有，也绝不出让自由。后来的独立战争先在马萨诸塞打响，并不奇怪。
这种精神是马萨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坚人的。所以，他们会打破惯例坐到一起，两次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大陆会议。他们当然也会在战争胜利后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几年才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因为联合是为了独立，作战是为了自由，怎么可能在赶走英国国王以后，又造出一个“美国国王”？
因此，尽管他们后来还是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政府，但他们的建国日却是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显然，在美国人看来，国家精神远比国家形式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其次是宪法，然后才轮到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雅典到费城。
让我们重温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
为什么要有国家？现在可以搞明白了吧！
文明的秘密，也应该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