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逸和海棠下榻酒店之后，就与新世纪拍卖行的台北分部公司取得了联系，从他们手中获取了这次拍卖珍宝的部分资料。
按照资料显示，这次拍卖的珍宝有一百五十多件玉器金石，三百多件书画古籍。可能当年从大陆逃离台湾，那些笨重的古玩比较难带，因此就把一些分量较轻，携带方便的书画古籍带多了些过来。这可不是开玩笑，要知道当初国民党政府甚至想要把笨重的“司母茂大方鼎”搬运到台湾，就是因为太重而作罢。
林逸毕竟在书画古籍方面的鉴定能力要比金石鉴定能力深一些，因此很快就大致鉴定出了这些书画古籍藏品的大致价位，再根据历年来拍卖会上给出的价码，制订了竞拍时的浮动策略。
这些书画古籍中，即将上拍的三十件藏品中，林逸最看好的是一幅清代晚期的抄写手卷，手卷作者是清末代状元刘春霖。
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誉。出版有《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等小楷字贴多部;大字法贴亦有出版。而这次拍卖的就是他亲自手书的小楷手卷《大慈大悲观音经》。
要说这手卷除了字迹俊美之外，也无甚特殊之处，可真正懂行的人就不这么看了。为什么？因为幅手卷乃是刘春霖为慈禧老佛爷亲自书写的，并且是他在被钦点为状元后，沐浴更衣，守斋念佛七日后才一气呵成书写完毕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都知道，刘春霖的这个状元，当年可是慈禧老佛爷钦点的。
话说光绪三十年，恰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当时称为“万寿节”，普天同庆。科举考试自然也不例外，朝廷特例加试“恩科”。因适逢甲辰年，所以这一科便叫做甲辰科。这次恩科参加殿试共有二百七十三名贡生。经过大比，最后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此外，参加殿前考试的贡生还有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沈钧儒等人。来自直隶肃宁的刘春霖以会试第十七名的身份状元及第，而谭延闿、朱汝珍等人是因姓名、籍贯与状元无缘。消息传出后，朝野轰动。各种关于这位末代状元产生的传闻，给这次科举考试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原来，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是湖南茶陵人谭延闿，在殿试时，由于他本人的谭姓与参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同，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主考官们在给慈禧太后的10张考卷中，没有把他列进去，而是将朱汝珍列为头名。就这样，谭延闿因为姓氏不仅与状元无缘，而且连榜眼、探花也擦肩而过。
当时，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一看落款，心头阴云顿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这让慈禧太后不禁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太后看来广东是频出叛逆的地方。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个“珍”字，“朱”与“诛”同音。联想起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变法，“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子便触动了慈禧太后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换上了原是殿试第五名的刘春霖。
这刘春霖擅长小楷，在当时书法界颇有名气，恰好慈禧又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所以当翻开直隶肃宁刘春霖的试卷之后，自是大为欣赏。同时，这一年又逢大旱，朝野上下急盼一场春雨。而“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慈禧在刘春霖的殿试卷名字上，点上了一点朱红，名列榜，状元及第，一时名扬天下。而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被点为榜眼了。
事后，作为鱼跃龙门的新科状元，刘春霖为了表达对慈禧老佛爷的钦点之恩，就奉诏为她老人家七十大寿书写了这卷《大慈大悲观音经》。
慈禧笃信佛教，因此在得到这卷收书后喜欢不已，不仅在上面刊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大印，还亲自用笔在手卷后面，补画了一幅观音大士的画像，而那观音大士的模样竟然是按照她本人画的。可以说，这件手卷因为有了慈禧这位大名人的书画手迹，而价值倍增。
林逸研究过以前的拍卖报告，慈禧太后的书画作品以前经常被藏家所忽略，可能源于慈禧本身不招人喜欢，祸国殃民，再加上人们向来对她的书画水平有偏见，因此她的书画作品拍卖价格都不算太高。
但是喜欢读书的林逸却记得清楚，《清宫遗闻》记载有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慈禧绘画书法基础并不太好，只是天资聪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摸索，进步很大，尤其是缪嘉蕙等著名画家入宫指导后，书画水平日进。师从名画家缪嘉蕙，在慈禧的书画生涯中，无疑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不过也给后人一个猜测：会不会慈禧的书画作品都是缪嘉蕙捉刀的呢？事实上，现在有人也是认为慈禧不学无术，在书画艺术上很难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包括有些拍卖公司，也偏向认为慈禧的大部分书画作品都不是她亲手完成的。因此开出了很低的拍卖价格。比如说，在2004年她隶书《寿》轴，拍出16.5万元；楷书《延欢纳豫》横幅，拍出2.75万元。
但在林逸看来，慈禧花那么多精力投入书画中，难道仅仅是附庸风雅、欺世盗名？又或是有些人说的为了送给大臣忙不过来叫人捉刀？以他来看，这些说法并不太可信。林逸情愿认为慈禧身体力行创作了那些作品。接触过创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敝帚自珍的感受，就是无论自己写得多差画得多差都会好好珍惜自己的作品，但也不会去拿别人的作品盖上自己的印玺。
慈禧作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她并不需要去讨悦任何人，写一下字绘一下画大多都是自我娱乐。何苦为了一个虚名费那么大劲呢？所以在林逸看来，实际上很多标明慈禧太后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她的真实水平。
因此，林逸很是看好这幅手卷的拍卖潜力，看现在的拍卖标价，才2万左右，在林逸眼里，就算是200万也是值得的。因为如今国内有很多新兴的富人阶级，对于书画品质的要求不高，相反，开始对名人手迹特别感兴趣，尤其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权威显赫的，更是备受追捧。无疑，清朝状元，和大清慈禧太后这两个名人构成的手卷，足以吸引那些有钱人的目光。说白一些，他们要的不是艺术品位，而是名人的人气。
……
除了这卷《大慈大悲观音经》手卷外，林逸还着重盯上了两样藏品，一件是清初刻本《文木山房诗说》；另一件是明代徐渭的书画作品《墨葡萄》。
先说那部《文木山房诗说》，作者是一位经常被忽略的文学牛人，他就是吴敬梓。说起吴敬梓，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他那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却不知道老吴还是个学术高手，尤其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
自近代以来，学界都以为《文木山房诗说》早已遗佚，深为遗憾。直到1999年6月，有人在上海图书馆现了《文木山房诗说》抄本，继而文坛大振。
可是眼前这部却是比抄本更加珍贵的清代刻本，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部著作并没有真的遗失，只是没被人现而已。最关键的是，吴敬梓太出名的是《儒林外史》，使得这件拍品的定价也不很高，才3万左右，可以说，也是个捡漏的潜力股。
再说那个徐渭书画作品《墨葡萄》，作为明朝的“梵高”，徐渭一辈子也是疯疯癫癫，直至穷困潦倒，死前只有一条狗相伴，床上连一张席子都没有。
徐渭窝囊地活了一辈子，也穷了一辈子，死后他的书画作品才真正地大放光芒，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也正因为如此，徐渭的书画作品一直拍价不低，可是这幅《墨葡萄》，却只定了10万元的拍卖价，林逸查了多方资料才现，原来徐渭的《墨葡萄》不仅仅有这么一幅，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馆藏，和浙****藏两件。
怎么会这样？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因为徐渭的名气实在太大，历代以来赝品数量也是多之又多，估计连这位拍主也拿不准自己这件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所以就暂且定了10万元的起拍价，准备观望。
但在林逸看来，这幅作品无论是从立意，还是笔法，都很符合徐渭的风格，真的程度要稍高一些，因此也是个可以捡漏的潜力股。
……
对于林逸给出来的鉴定和建议，海棠是全部接受的，一方面是出于对林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林逸的鉴定能力在哪儿搁着。
不过海棠在收到林逸的鉴定结果后，还是和公司其他鉴定师给出的意见对比了一下。
最终，林逸的鉴定建议还是最完善，并且最符合这次公司的竞拍需要。
可是就在海棠准备招呼公司的人，按照林逸给出的鉴定结果，继续跟进的时候，却突然收到消息，拍卖方竟然把其中十几件藏品撤拍了，而里面恰恰就包括有林逸标明可以重点“捡漏”的三样藏品。
怎么会这样？
就算海棠再怎么精明也想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最后还是疏通关系，找到了知情人，这才知道，原来藏主遇到高人指点，说那些拍品没必要公开拍卖，完全可以在一个小圈子内进行疯狂竞价。
这样做不仅可以省去一大笔手续费，还可以观察那些竞拍者是有实力的，进而建立联系，达成以后的合作意向。
当海棠明白这个情况后，不禁傻了眼，既然人家没通知自己，岂不是说还没开始，新世纪公司已经被排除在了竞争之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