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广播喽！”
“听广播喽！”
民国时期的老百姓，晚饭吃得很早，不等天色黑尽就已经吃完了。原因很简单，天黑了需要点灯，要么费电、要么费油，早点吃饭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支出。
每当到了天黑之际，天津的底层百姓就端着小板凳外出，来到附近的店铺听广播。这是他们难得的休闲娱乐时光，带着劳累一天的疲惫，听几段相声、听几段京剧、听几流行歌，就仿佛是享受了神仙日子。
袁三儿带着去年刚娶的小媳妇，乐呵呵来到巷口的杂货铺，这里门口坐满了人，从台阶一直延伸到街边。两边则是卖麻花、糖堆儿、瓜子、糖水的摊位，经常有人买上些吃食，小摊生意还算不错。
自从日本在天津挑动暴乱，天津的经济大受打击，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袁三儿虽然舍不得花钱，但还是对老婆说：“鲜儿，你要吃瓜子儿还是麻花儿？”
鲜儿瞅着零食摊咽了咽口水，笑道：“费那个钱干啥，听听广播就得了。我现在怀着孕，留着钱给咱们的孩子，以后供他读书不是更好？”
“就是怀孕了才要多补补，”袁三儿不等妻子反对，就走到瓜子摊前，掏出两枚铜板说，“称些瓜子儿。”
“好嘞！”
摊主也不嫌钱少，抓了一小把瓜子放在秤盘里，挑挑拣拣，扬着秤杆说：“秤旺着呢！”
袁三儿连忙托着衣摆接瓜子，献宝似的捧回去给媳妇儿：“鲜儿，快尝尝，这瓜子儿可好吃了。”
“嗯。三哥，你也吃。”鲜儿的俏脸笑开了花。
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一段广播、一把瓜子，就足以让他们对生活感到满足。
“久大精盐，中国驰名品牌，远销南洋的国货骄傲！”
“一碗喉温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程裕新茶号天津店隆重开业，正宗徽茶老字号，胡适先生喝了都说好。”
“……”
广告足足播了三分钟，有人抱怨道：“现在这广播，广告真是越来越多了！”
旁边立即有人反驳：“人家周先生开广播公司，免费给你听曲儿听相声，还不许别人打广告？”
“就是，这广告多点才好。要是接不到广告，广播公司关门歇业了，大家伙儿上哪儿听节目去！”众人纷纷附和。
如今天津的广播公司主要有两家，除了周赫煊的中华广播外，上海那边也来天津开了分公司。但老百姓还是更爱听中华广播，一来大家念旧，二来中华广播的节目更有意思。
广告结束后是一段京剧选段，袁三儿乐呵呵听着，不时看看身边的媳妇儿，感觉生活充满了滋味。
突然，广播里传来陌生而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晚七点闲话》时间，我是主持人周赫煊……”
“哗！”
店铺前的人轰动起来，他们虽然只是小老百姓，却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办广播且不说了，去年周赫煊运了好几船的粮食来天津，往北方的各大灾区，那可是引起了大轰动，人人都说周先生是活菩萨。
“这回值了，周先生亲自做广播！”
“人家可是大学者、大人物，居然还来给咱们这些凑闷子。”
“周先生大善人啊，我听山东的亲戚说，那边已经有人给周先生立长生牌位了。”
“胡同口算命的刘瞎子说，周先生是文曲星转世，那可了不得！”
“我侄子还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学念书，每天中午有糙面馒头吃。那小子不仅长得壮了，学问也见长，报纸上的字儿都认得。”
“……”
只听周赫煊的声音继续从收音机里传出：“从一月份开始，天津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无疑就是电车涨价的事情。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几位嘉宾，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法学院长陈岱荪先生，欢迎陈博士来中华电台做客！”
陈岱荪说道：“大家好，我是陈岱荪。”
周赫煊又说：“还有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欢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继续说道：“最后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先生。张先生你好！”
张奚若说：“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张奚若。”
三位嘉宾介绍完毕，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白领中产阶级，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啊，平时很难见到的，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陶先生，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
陶孟和道：“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实上，天津的电车票价，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
周赫煊又问陈岱荪：“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是说自身亏损严重，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陈博士，你是研究经济、金融和财政的专家，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
陈岱荪侃侃而谈：“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剩下这2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到去年为止，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他们不可能会亏本。”
周赫煊问道：“400万元的毛利，那很多啊！这些钱都进了电车公司的口袋吗？有没有给天津政府上税？”
陈岱荪解释道：“电车电灯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钱，不叫税，而叫报效费，去年的实际报效数大概为12万元。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车经过租界时，需要支付给各租界一笔‘通过费’。单是去年支付给法租界的‘通过费’，就高达74万元！”
周赫煊总结道：“也即是说，比利时人在天津开电车公司，只给天津市政府上税12万元，却给法租界缴了74万元的过路费？”
“是的，就是这样，”陈岱荪说，“电车公司交给各租界的过路费，加起来每年大概有160万左右，但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却只有12万元。”
周赫煊问张奚若：“张先生，这符合常理吗？”
张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恼怒道：“这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做法！电车属于公共事业，电车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间，这些空间都是属于全体天津市民的。不仅如此，电车还经常撞伤撞死百姓，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人身危险。因此，电车公司作为补偿，不能收取过高的票价，同时还应该给政府纳税，用来改善市政环境和市民生活。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公司，正常缴税只有12万元，却给各国租界上交160万元的过路费？纯粹是欺负人！”
以前老百姓只觉得电车涨价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听几位学者教授讲道理，瞬间明白其中的内情，一个个气得破口大骂。
“太埋汰人了，哪有这样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坚决不坐电车。”
“谁说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还不给他们钱！”
“涨价，涨价，天天涨价。自打我记事起，电车公司已经涨了五回票价了。”
“……”
只听周赫煊继续说道：“难怪天津的各国领事，都支持电车公司涨价，原来他们是一伙的。电车公司涨价越凶，各国租界的收入就越多，这是合起伙来欺负天津老百姓。”
“可不是吗？”张奚若道，“否则日法意三国领事，又怎么会急冲冲地给政府外交照会，都是利益使然。”
陈岱荪还说：“我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当初清政府和电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确立了电车公司的经营范围，电车公司只能在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范围内运行，剩下的电车路段都属于非法经营。据我所知，后来扩建的电车路段，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也正因为如此，电车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才会那么少。”
“呵呵，原来是非法运营的啊，”周赫煊笑道，“我听说电车公司干这种违法的事，还不止这一出。”
张奚若说：“是的，由于乘坐电车必须用铜元买票，这就使电车公司成为天津最大的铜元兑换商和周转商。由于大量铜元囤积，他们从1920年开始，就把这些铜元高价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私运到日本制造军火武器。”
周赫煊气道：“也就是说，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所用的枪炮，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铜元制造的？”
陈岱荪说：“确实如此。电车公司这种做法，不但在实质上支持了日本侵略中国，还致使大量铜元外流，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天津市政府虽然一再严禁铜元出口，但电车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却没停止，铜元走私一直在悄悄进行。”
说到这里，正在听广播的天津百姓都气炸了。
“原来电车公司这么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以后千万不要坐电车，咱们投的每一枚铜元，都是在给日本制造枪炮啊。”
“再坐电车就是卖国贼！”
“咱们去把鼓楼周围6里以外的电车轨道都扒了，那是非法建造的，没有给政府上税！”
“对，马路是大家的，凭啥给电车公司用了还不交税？”
“打倒电车公司，打倒卖国贼！”
“……”
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瞬间就提升到救国的高度。
当南京政府派来的专员抵达天津时，他面临的是天津全行业罢工罢市，市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各大报纸把电车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净净，老城区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外的电车轨道全部被扒除。
此事件，史称“反电车救国运动”，或者叫“四四爱国风潮”、“四四天津大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