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
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
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
刘备代表圣君梦，诸葛亮代表清官梦，
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
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1]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2]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3]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一个人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关羽的神话
皇帝 封号
汉献帝（刘协） 汉寿亭侯
刘备 前将军，五虎上将之
刘禅 壮缪侯
宋徽宗（赵佶） 义勇武安王
宋高宗（赵构） 壮缪义勇武安王
宋孝宗（赵眘） 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神宗（万历）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思宗（崇祯） 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清世祖（顺治）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世宗（雍正） 封关羽祖辈三代
清高宗（乾隆） 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清仁宗（嘉庆）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宣宗（道光）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清德宗（光绪）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关羽“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过程。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调，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4]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个叫“大同梦”，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个叫“小康梦”，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本加厉。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秩序便得以维持，关系便得以维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园梦”。
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却又十分可疑。实际上，它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悖谬。比方说，清官要尽忠，侠客要仗义，圣君呢？忠也好，义也罢，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适。
如此说来，皇帝岂非就该不忠不义？
为君不易，为臣也难。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便只好对关羽不义，将关羽要走的意思如实汇报。关羽要对曹操行义，也只好对刘备不忠。要知道，他杀袁绍的大将颜良时，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颜良，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回到刘备身边，关羽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为什么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都是忠义，如果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则走了麦城：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侠客梦的关羽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5]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瞒和骗的艺术也可以收场了。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会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核心价值观，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来完成的。《三国演义》可以谢幕，桃园结义可以梦醒。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
再说孙权
历史有大趋势，也有小插曲。大趋势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终将由贵族地主（秦汉）变成士族地主（魏晋南北朝），最后变成庶族地主（隋唐以后）。小插曲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三个“非士族政权”的同时并立。
这就是三国。
三国鼎立，关键人物是孙权。如果不是因为他毅然决定联刘抗曹，那么，刘备必将被剿灭。据有荆州的曹操插进长江中游，上游的刘璋，下游的孙权，也就迟早会成为张绣和吕布，整个中国将变成曹魏的一统天下。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也是孙权的意义。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引人注目的孙权，其实至关重要。
夷陵之战也如此。
这是官渡和赤壁之后的第三大战役，战争的后续也有两种可能。当时许多东吴将领要求乘胜追击，刘备也来信扬言再战，陆逊等人却主张撤出战争。因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名为助吴伐刘，实则包藏祸心，不可不防。[6]
孙权完全同意陆逊的决策，并与刘备讲和。从此，曹魏“雄霸”于北部中国，蜀汉和东吴则分别“偏霸”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谁也吃不掉谁。
三国，就这样形成。
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执政后，立即接受邓芝的建议，与东吴重修盟好。诸葛亮说：使吴之事我考虑已久，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不过现在有了。
邓芝问：丞相选中的人是谁？
诸葛亮笑着说：就是你呀！
邓芝也不负厚望。他到东吴后，孙权满腹狐疑，不肯立即接见。邓芝便上表告诉孙权：使臣此番来吴，主要是为贵国着想，并非仅仅为了蜀国。
孙权问：此话怎讲？
邓芝说：贵我双方，一家有“重险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互为唇齿，那就“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又还想保持独立，则势必两面受敌，江南之地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默然良久，然后回答：你说得对。[7]
其实，孙权的狐疑并非没有道理。孙权不是袁绍，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孙权也不是刘备，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孙权更不是曹操，他没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因此，他只能见风使舵，以求左右逢源。
事实上，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赤壁之战时，他大义凛然地宣称：孤与老贼（曹操）势不两立。但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他又不惜向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还把关羽的脑袋送到了曹操那里。
这次也一样。曹丕大军压境时，他可怜兮兮地表示要交出土地和人民，到地老天荒之处苟全性命。然而一旦与刘备言和，与诸葛亮结盟，他又是另一副嘴脸。
所以，曹操和曹丕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孙权。
问题是，孙权何以能够如此？
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并不在乎东汉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他那一亩三分地姓孙就好。
实际上，孙权是无理想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只不过，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他并不着急。一直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才肯戴上皇冠。
这一点，吴国君臣其实心中有数。
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后，孙权派都尉赵咨使魏。曹丕问赵咨：你们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赵咨说：雄略之主。
曹丕问：什么叫“雄略之主”？
赵咨答：虎视天下是雄心，屈身陛下是谋略。[8]
这可真是大实话。
实话实说的还有邓芝。他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对他表示：将来灭了曹魏，贵我两国分治天下，岂不很好？
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消灭曹魏以后，如果大王还不知道天命在哪里，贵我两国就只好各自都敲起战鼓来。那个时候，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
孙权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实诚到了如此地步！[9]
然而五年过去，孙权当真称帝时，就连诸葛亮也不说这样的空话了。他力排众议，毅然遣使祝贺，并与孙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但承认东帝（吴帝）与西帝（蜀帝）并尊，还在纸面上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10]
这时，由于丢失街亭而自贬三级的诸葛亮，刚刚恢复丞相职务。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的，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匹夫之勇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也没有意义。[11]
没错，审时度势，不等于不要原则。
孙权也是这样。当他弯下腰来屈身事魏时，头却是抬着的。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做人质，他就从不答应。可以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变心，有傲骨无傲气。
他的使臣也不卑不亢。
还是上次赵咨使魏的时候，曹丕因为自己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曾不无嘲讽地问：吴王也懂学术吗？
赵咨答：吴王博览群书，却不咬文嚼字。他守卫的是千里江防，统率的是百万雄师，领导的是众多贤才。经天纬地才是他的志向，寻章摘句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曹丕又问：朕可以讨伐吴国吗？
赵咨答：陛下有陛下的军队，寡君有寡君的防备。
曹丕又问：吴国害怕我大魏吗？
赵咨说：千军万马，金城汤池，何惧之有！
曹丕再问：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吴国有多少呢？
赵咨说：特别聪明的也就八九十个吧！至于像微臣这样的，那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12]
对于孙权，我们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
看待刘备，也当如此。
再说刘备
刘备与孙权有异有同。
论家庭出身，刘备比曹操和孙权都好。曹操阉宦之后，孙权出身寒门，都让士族看不起。刘备却号称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又是名儒卢植的学生。这就让人不敢小看，中山国的富豪甚至拿出真金白银来资助他。[13]
刘备又特别会做人。他寡言少语，乐善好施，喜怒不形于色，却广交豪侠游士。由于出道时正值黄巾之乱，人民缺衣少食，刘备便散尽家财，与朋友同甘共苦。结果他的身边集结了不少人才，包括关羽和张飞。
刘备的为人甚至让他幸免于难。他做地方官时，有人买凶来杀他。刘备不知来人是刺客，照例盛情款待。刺客在感动和敬重之余如实相告，然后一走了之。[14]
这很像孙权。
孙权也是会做人的。鲁肃前来投奔时，孙权给他母亲送衣服，送蚊帐，送生活用品，很像侄儿对婶娘。吕蒙病重时，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又怕见面行礼吕蒙太累，竟在墙壁上挖了小洞，时时观察吕蒙的病情。[15]
如此用心，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让曹操和曹丕都叹为观止。公元224年九月曹魏伐吴，退兵的原因据说就是曹丕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刘备和孙权终成大业，确实并非偶然。[16]
但，孙、刘的道路又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刘备一无所有。就连他的理想、目标和蓝图，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他自己则只有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有一次上厕所，刘备看见大腿长出了赘肉，不禁泪流满面。刘表问他为什么，他说：眼看老之将至，功业却无法建立，怎么能不悲哀！[17]
不清楚刘备的雄心壮志从何而来，但正是这股精气神让他坚忍不拔，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就让人敬佩。曹操认定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重刘备，则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而且，如果天佑大汉，刘备没准会成为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因此，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打的是外交牌，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打的就是政治牌。赤壁之战前，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结果许多军阀对他礼遇有加，刘备则在他们中间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这就是赤壁之战。差一点命丧黄泉的刘备，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却也让他忘乎所以，这才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他自任益州牧以后，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18]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19]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20]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21]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2]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动进攻。[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走向刑场。[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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