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数日，本次丁亥京察之北察率先完成。吏部尚书杨巍以主察身份上疏，附陈北察结果供皇上参阅宸断。
撇开对京察之意义的长篇大论，杨巍在此次北察之中合计黜落、贬斥四品及以下官员四十七名，其中革职候勘五人、回籍闲住六人、冠带闲住十一人、降调外任十二人、调外任十三人。
以上名目，是按照惩罚程度开列的。
最严重的当然就是革职候勘，意思大抵相当于“罢免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接下来会怎样，就看调查结果了。
回籍闲住的严重性紧随其后，相当于免职并强行要求回乡，通常而言还带有不准他随意去他地方之意，类似于一种无期限保释。
冠带闲住稍微好一点，大致上可以类比免职但保留级别待遇。比如你是以五品官“冠带闲住”，那么你的职务肯定没了，但“五品”这个级别朝廷依然承认，你回乡之后虽然无权无职，但县尊见了你也还得行下属礼。
降调外任这个高务实都吃过的惩罚，意思很好理解，它分两个部分：其一是降，你原先正五品，那么下一个职务最多不会超过从五品；其二是调外任，即从京官转为外官。
由于京官本身就比外官尊崇不少，所以降调外任的惩罚其实也不轻——当然，昔日高务实那种由虚职“降调外任”，反而任了个大有实权之职务的情况完全属于特例，几乎可以说绝无仅有。
最后一个调外任上面已经说了，就不必再重复一次。
总的来说，这次北察的力度比较轻，惩罚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五个革职候勘。
这里面刑部占了两个，一个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一个刑部山东清吏司郎中，都是因为复核案件时收受贿赂，包庇重要案犯而落马的。
工部也占了两个，一个是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落马原因是在修建潞王府的工程款中贪污了九千多两银子，又把部分工程高价批给自家一位堂弟，以至于朝廷多花了近两万两；另一个是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他在主持永定河利民灌溉工程中任用私人，以挖人祖坟为手段恐吓百姓，收受贵重礼金合计七千余两，并致七人自杀、自残。
还有一人比较震惊众人，居然出自户部。不过当皇帝发现此人乃是户部广西清吏司郎中，且罪名是勒索广西赵氏、陈氏土司不得，遂擅改税率，使此二姓土司在两年内，于正当贩木商税之外额外多缴了一万三千两百余两税款以为报复之后，皇帝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广西？广西的商税税率是以求真上疏为本而定下的，各家土司应缴多少商税，怕是没有人比求真更清楚，你居然在这上面玩花样，真是活该革职候勘。
革职候勘以下，从回籍闲住到调外任，此次北察全部写明了原因。而且，还有与过去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没有了模棱两可的“为官不谨”、“才力不及”。
为官不谨是有的，才力不及也是有的，但通通都列举了事实，说明该员如何为官不谨、如何才力不及。皇帝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份不谨、不及来。
不必吏部说明，朱翊钧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种变化出自于高务实的要求或者暗示，因为他太了解高务实了，这就是高务实的风格：公务处罚要尽量避免理由不确切、证据不确凿。
其实这是高务实从后世带来的习惯思维，不过朱翊钧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能够较大程度避免事后扯皮。
正因如此，本次京察的结果朱翊钧也比较满意，虽然他隐约觉得黜落的人数偏少，处理的力度也稍轻，但每一个处理都证据确凿无误，看起来就很让人舒坦，因此非常痛快的朱批同意了。
更让朱翊钧意外的是，不仅北察出现了新气象，南察这一次也有些变化。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效率。
由于远近关系，往年的南察结果至少会比北察晚一个月以上，谁知这次北察结束之后，南察的结果仅仅过去五天，便从南京快马加鞭送来了京师。
相比于北察宛如剃须刀一般的“力度稍轻”，南察的主察海刚峰所祭出的就算不是屠龙刀，也得是把杀猪刀了。
整个南察，南京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等衙门，一共有一百六十九人被海刚峰写上了黜落条陈。这还不算完，宝刀不老的海瑞老先生还另外单独上疏，弹劾了七名品级高于四品的南京大员，其中甚至包括三品大员南京户部左侍郎衷贞吉、南京工部左侍郎朱天球在内。
海瑞的弹劾大多也有理有据，惟独对于衷贞吉和朱天球的弹劾，让朱翊钧都很诧异。
为何诧异？因为这两位侍郎都是素有清名的人物。
衷贞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其与江西同乡陈道亨、邓以赞齐名，并称“江右三清”——当然不是三清宫里的那三清道祖，而是三位著名清官的意思。衷贞吉曾任松江知府、河南巡抚等职，去年年初改任南京户部左侍郎，清名依旧。
朱天球就更厉害了，他于嘉靖二十九年登进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他任职满六年进京考绩，适遇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遭到严嵩的陷害而被斩于西市。
当时很少有人敢对杨继盛表示同情，而朱天球激于义愤，约同在京任职的薛天华、董传策和杨豫孙亲临西市痛哭哀悼，被时人称为“四君子”。后又会同时任刑部郎中的王世贞为杨继盛收埋遗体，料理后事。
朱天球考绩后，转南京兵部主事，随升南京礼部郎中。不久，擢湖广按察司佥事，分守湖南道。因母亲逝世，归家服丧后，起补广东屯盐佥事，移督广西学政。不久，升浙东分守参议，又提督山东学政，在山东立四隅社学，制定讲课文章和、等颁布传习，以除去浮华，崇尚雅正来衡量文章。
嘉靖末，擢南京太仆寺少卿。隆庆元年穆宗即位，朱天球入京朝贺。翌年正月，给事中石星上疏批评穆宗，被黜为民。朱天球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求宽宥石星之罪，言辞激烈而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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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交相议论说：“朱君先前是踏虎尾，当今则是批龙颔了，若不是忠烈丈夫，安敢如此？”因此，朱天球被调任外官，就辞官回乡。
万历九年，次辅申时行认为朱天球是三朝老臣，提议起用他为广东按察副使，随即内调，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历任南京太仆、大理二寺卿，南刑部右侍郎，旋改工部左侍郎至今。
这么两位清官，怎么就被海瑞给弹劾了呢？按理说海瑞平时也就对清官的态度好一点，这次难道改了脾性不成？
朱翊钧忍不住仔细看了下去，看完才知道原因。
海瑞不是弹劾他们二人贪蠹，而是弹劾他们二人不作为。
怎么不作为了？他们二人一个是南京户部二号人物，一个是南京工部二号人物，恰好两人去年都“分管”吴淞江河堤修整工程。
吴淞江河堤修整工程闹出前面那样大的风波，这次又被海瑞认定应该黜落的相关官员高达六十五人，显然是南京近来最大的案件。然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二位居然毫不知情，事前也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这使得海瑞在弹劾奏疏中愤怒地表示他们二人纯属尸位素餐之辈，根本当不得重任！
因为一件事就被骂尸位素餐，看起来有些冤枉，不过真要仔细想想，其实海瑞这样骂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吴淞江河堤修整工程涉案官员高达数十人，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次狂欢盛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毫无风声走漏，最起码作为该工程在南京户部、南京工部的主管官员，衷贞吉和朱天球没有道理一问三不知。
“臣恐其非不知，知而不敢言也。”——我看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知道了也不敢说罢了。
不知道，这还可以说是一时失察，虽然也该罚，但毕竟尚有可谅之处。知道了却不敢说，这在道理上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了，毕竟性质上已经起了变化。你自己的正管你都不敢管，你不是尸位素餐是什么？
然而，海瑞这弹劾却让朱翊钧感到有些棘手。不错，从道理上来说，他们两个作为该工程的主管官员，工程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无论怎么说都有责任。用高务实当年的话来说，就是“至少得有个领导责任”，你领导无方啊！
可是朱翊钧也不是新手村级别的皇帝了，这档子破事能被揪出几十号涉案官员来，可见已经达到一般而言“法不责众”的程度。
在那样的局面下，说实话他们两个自身没有涉案就已经挺难得了。奢望每个人都是海瑞，敢指着朝野上下衮衮诸公骂“你们全都不是男人”，这未免有些想得太多。
所以海瑞的指责没有问题，弹劾也非无凭无据，但要处理却不容易，即使是皇帝，也要照顾一下可行性。
照顾可行性不是说处理不了，皇帝当然可以说你俩该罚，想必就此罚了下去他俩也不会喊冤，但这样一来皇帝的形象就有问题了，一顶苛责臣工、刻薄寡恩的帽子怕是很难摘掉。
海瑞在弹劾中建议让他们两个冠带闲住，这肯定不是朱翊钧能答应的，可他思来想去，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装聋作哑也不是道理。到了最后，朱翊钧只好下旨严斥，但在严肃批评了一顿之后，却只是给了个“罚奉半年，策励供职”的处罚决定。
谁说当皇帝就能为所欲为了？皇帝的权力虽然近乎无限，可皇帝要考虑的方方面面也多，尤其是对于名声而言。
一位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皇帝，在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上面临最大的阻碍，就是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两位主管大臣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那些涉案官员就好办，朱翊钧对他们就没有太多的仁慈可讲，一一看过其涉案的证据之后，对海瑞的南察结语基本照准。
他看了看内阁的票拟，发现内阁也没有提出太多的质疑，只是对个别犯官的处罚略作了一些调整，比如有些被海瑞下结论应该回籍闲住的，到了内阁的建议这儿就变成了冠带闲住；原先是冠带闲住的，内阁就建议降调外任——南京官员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也算京官。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抵都是将海瑞的建议“大事化小”，但却没有“小事化了”。
朱翊钧心中一动，让陈矩去把南察应黜犯官们的籍贯履历整理了一番，发现果如他所料，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南榜出身，平日里也都倾向于心学——心学官员或是实学官员，并不一定完全看籍贯，而“倾向”这种东西又不是印信腰牌，不可能一眼便看得出来，很多时候还得看该员的行事作风，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达的立场。
看了陈矩整理来的卷宗，朱翊钧才确信，心学官员在此次南察之中显然“吃了亏”。
他倒不怀疑海瑞故意拉偏架，毕竟这位老先生做事向来不顾及别人的态度，自己又不图钱财，并不是容易被腐蚀的人，所以这就意味着南京的心学派官员实在有些集体堕落。
再仔细看了看，朱翊钧又发现，被黜落、贬斥的南京官员里头，以户部涉案最多，工部紧随其后不遑多让。两部加起来，占据了本次南察中落马官员的足足四成。
皇帝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地：南京户部、工部还是有一定全力的，现在居然腐化至此，再不扭转一下怎么得了？
他闭上眼睛平复了一下心情，猛然睁眼，提起御笔在海瑞的南察结语奏疏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万历十五年丁亥京察，至此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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