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诗人书屋，看到卷帘门已经放了下来，上面有一个白色字条：今天打扫卫生，暂不营业。
这是怎么回事？打扫卫生？我正疑惑呢？周小丽出现在西餐厅的门口，我走过，问，怎么不营业呢？
“起承，你进来看看吧，贺向南简直是疯了，我真得很害怕啊！”周小丽说。
“不着急，怎么回事你说说？”
“你进来看看就知道了。”周小丽说。
周小丽带着我从西餐厅的门进入到诗人书屋。屋里灯光晦暗，屋里有十七八个人，贺向南在台子上正表演讲。
“灯光怎么这么暗呢？”我小声说。
“因为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呗！”周小丽说。
贺向南拿着演讲稿，挥舞着手臂激动的说：“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集在这里，彼此敞开心扉，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被告诫，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我们自己欺骗自己，自我安慰。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我们就是畜生。唾弃谎言！
“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甘地的非暴力反抗容易多了！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的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莫要靠谎言过日子，我说得这段话来自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他曾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贺向南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
“起承，你听他这都说的什么？”周小丽说。
“不急，看一下他们要干什么！”我说。
贺向南继续说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还说具体抵制谎言的方法，第一条，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第二条，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第三条，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第四条，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第五条，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第六条，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第七条，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一听到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第八条，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我想问大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上述话难吗？显然一点都不难，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有些人总是代表我们，并且自吹自擂，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属于畜群，是个懦夫。这些行动，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比用自己的胸膛去阻挡坦克车，毕竟轻松多了。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他在诗中说道，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贺向南说完下面一阵热烈的掌声。
有人喊道，“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对！”另一个人接着说，“鲁迅曾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说的好，”贺向南说，“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过这样的话，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
下面又是一阵掌声。
贺向南咳嗽了两声，说，“这几十年来，他们干了什么，我们国家的历史成了什么了？他们把自己认为合适的留下，不合适的统统掩埋。”
“是啊，他们连人一起也掩埋了！”有人说道。
“我已经把刚才的演讲稿印了三千份，散会后，给大家。”贺向南说，“最后我要读一小诗作为结束语。”
我的祖国每一根血管里都流淌着地沟油
这时候
写风花雪月的诗歌是有罪的
“起承，他这不是造反吗？不想活了？你看他贺向南是不是疯了？”周小丽小声地说。
我吐了一口气，说，“这样下去，这个店要被封了，贺向南搞不好要进监狱了。”
贺向南在着宣传单。
“起承，给你一份看看。”贺向南面带微笑。
“向南，等一会你忙完了，我想给你谈点事。”我说。
“是绑架的事吧？”贺向南问。
我点了点头。
我去周小丽去了楼上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后，贺向南推门进来，“杨柳月怎么样了？”
“没事了，杨柳月安全回家了。”我说。
“那太好了。”贺向南说。
“向南，我刚才听了你的言，很振奋人心，不过，你这些言论属于大逆不道，我担心他们抓你进牢房里。”我说。
“如果是因为我抵制谎言，被抓的话，那我就不怕坐牢，再说我是一个作家。”贺向南说。
“但我怎么感觉现在的作家都和你不一样呢，别的作家一年写书赚几百万，然后搂着美女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很滋润，你怎么写得书连表都困难？”我问。
“我写的书都是抨击腐败政府的敏感题材。”贺向南说。
“你就不能别写这些东西吗？这样下去，你真得会坐牢的。”我说。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是绝不会怕因为写作抨击政府而坐牢的。如果你担心店被封的话，那你就找别人接手吧。”贺向南说。
“不是怕店被封，我是担心你。”我说。
“起承，你放心，我们不会赤裸裸的反对政府，只是让人们不要说谎，我们是有策略的。”贺向南说。
我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还有事，总之你要小心点，你看小丽都为你担心。”
“我会小心的。”贺向南说。
我赶到餐厅时，看到宛茹在看一本杂志。
“起承，你怎么才来？”宛茹问。
“处理点事，很头疼。”我说。
“什么事？”
“不说了，吃饭吧。”我说。
吃完了饭，又陪宛茹在湖边坐了一会，才进入正题。
我把宛茹带到了时代广场的那个房子里。
“起承，你这房子不错啊！”宛茹说。
“这房子已经挂牌出售了。”我说。
“这么好的房子卖什么的，不如卖给我吧。”宛茹说。
“你能买起吗？”我问。
“小意思。”宛茹说。
“宛茹姐，你老公好像在外面开银行吧。”我说。
宛茹笑了笑，说，“现在哪个当官的不在抓紧时间搞钱呢？”
“我怎么感觉当官的越来越贪了，有的都搞到几个亿，十几个亿了还不收手，然后把钱转移到国外，这样下去，国家都被他们搬空了。”我说。
“钱都是国家的，你不贪，别人也贪，现在表面上是和谐盛世，其实江山早已经风雨飘摇了，现在已经在乱了，这些当官的趁乱才能搞到钱，再不弄些钱，一但政府破产了，那就没机会了，以后的社会就是资本社会，没钱你就是一条别人门前流泪的狗。”宛茹说。
“真是腐败啊！”我说。
“是腐败，国情就这样，起承，你就别瞎操心了，我都想开了，人生这么短暂，我们可不能亏待自己啊！”宛茹捏了一下我的屁股。
我掏出口袋里贺向南给我的宣传单，扔进了垃圾桶里。
“来吧，亲爱的，为了你口袋里的600块钱，老娘今天豁出去了。”宛茹把我朝卧室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