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是杨雪带我们这些“记者”去的。一辆陈旧破烂的吉普车，塞着6个人，像罐头里拥挤的沙丁鱼。采访对象是一个种植大户，此人曾在八、九十年代曾辉煌一时，被市报、省报争相报道。
一小时后车子行驶到乡间土路上，吉普车几次熄火，无冕之王们只好下车撅着屁股在后面推。道路十分坎坷难行，不得已只好把车停下，走了3公里的山路才到达目的地。
种植大户张广林老汉正在园子里忙活。我们被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桃树、核桃树惊呆了，不由得生出几分敬佩。
杨雪说明来意，张老汉点点头，招呼老婆摘来自家地里的西瓜，我们吃着西瓜，边聊边采访。屋子墙上挂满各种奖状。张老汉赤着泥脚从柜子里取出几支笔，给我们在座的每个男的发了一枝，看得出这是他专门用来招待客人的，他自己抽的是两元钱一包的“金丝猴”。
在大家的提问下，张老汉颇为自豪的告诉我们，这座山上的所有果木都是他一颗一颗栽种的，没有拿政府一分钱补助，九五年就年收入达到五万元，在那时候，这个收入超过绝大数家庭。这十几年都是瓜果熟了用背篓背下山装车销售，不过现在正在修路嘛，困扰十几年的大难题解决有望。
回去的路上杨雪阴着脸批评：“回去每人写一篇报道。记者，要从平常中发现不一样的细节，不要那么木呆呆的，像个石头。”这老小子转过脸对赵慧慧说话时却是一脸春风荡漾。
赵慧慧是2001届小教系毕业，才支教结束。为人活泼，荤的素的玩笑都接的住，与人说活得体大方，与陌生人也能迅速打成一片。
贺总是这样安排的：编辑部没有车，一辆松花江是发行部和专题部的，广告部是那辆动不动罢工的吉普车。贺总给我们讲话是用的是他的招牌动作，说活之前鼻孔发出“咻咻”几声，说完话用两手肘夹住裤腰带往上使劲耸两下，边耸边点头：“啊，大家艰苦艰苦，才创业。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啊！”
按常理来说，我和蛐蛐儿有文字功底，入门不是啥问题，但我俩冥思苦想一晚上写就的稿子，不及赵慧慧和张志强十分钟一挥而就写出的稿件，不得不说让人很伤自尊，怎么回事呢？
弄了一大堆《农民日报》之类的报纸学习。
报纸第一期紧锣密鼓的在筹划，原计划要在十一节日之前出版。最繁忙的莫过于广告部专题部发行部，他们在拉业务时才临时通知编辑部派一个人前往，我们这些“记者”像一个若有若无的填空。
在一次开会时贺总耸着裤腰带对我们这些“记者”说：“你看我们的老员工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厉害的，他们拉广告、拉专版、搞发行赚钱，你们负责花钱，所以要铆足劲的干，对得起我们这些老同志的辛苦。”听到这话让我们目瞪口呆。就像在高中复读那一年，看到一份街上散发的小广告，上面推销春药，广告说一只老鼠误食此药，竟然把猫！强！奸！了！之前就知道《新讯息报·山区建设周刊》不属于旱涝保收的《拉原日报》，它是自办发行，发行量上去了才能更好的拉广告，报社才有利益。而发行量靠什么，靠报纸的内容，并不是广告。没有内容的报纸，全是广告不就办成一份街头电线杆上买春药的牛皮藓宣传单了吗？
这真是老鼠把猫强奸了！
说实话，当个记者对我来说确实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但每次采访，发行部、广告部或专题部主任都会告诉采访对象：“我们是x媒集团的xx省报的记者。”没有感觉是在采访，倒是和兜售春药的街头骗子在招摇撞骗。而总有一些土老板、乡镇负责任急于宣传自己，甘愿受骗，一些偏远乡镇干部为了某种个人愿望都愿意拿出一两万做个专版，以期给自己黯淡无望的前途点燃一点希望。按安文平的说法：“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我们这些“记者”完全沦为锦上添花的“时代吹鼓手”，拉来一个广告或专版，我们就在原单位或个人提供的素材的基础上撅起屁股炮制一篇“xxx单位在xxx”之类的文章。贺总告诉我们，因为单位在创业初期，暂时没有稿费，食宿自己解决。熬过一两年，一切都会有的。
以前觉得怎么说着都是一份国家审批的正式报纸，收入肯定可以，再差，养家糊口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道这样，要实习三个月，每个月实习费300元，转正后月薪500元。
手机费不报、住宿不管、稿费没有……妈的！每天还要聆听驴脸杨雪和紫红茄子这类人的训斥和教诲，有几次我都快要翻脸，但一想人家毕竟是上司，以后还要打交道，也就忍了。早知道给来自画大饼，待遇这么低，这个王八蛋早被我打趴下了。
要想不干，前期苦等这份工作，一下子又不知道去哪。再说，熬了三个月如此结果，不甘心哪。就像追了一个女孩费尽心思，但不是值不值的问题，人舍不下的是自己的付出。赵慧慧、安文平（他工资1000元）、蛐蛐儿都是本地人，而我还要租房，想再熬几个月都没有办法熬。一起毕业的都在支教，起码一个月有600，食宿在乡镇学校，省点每个月都可以存点。而我就这样滑溜溜的回家？
失眠存这时候开始，晚上睁着眼望着黑乎乎的房间，想干点什么又不知道干什么。有一个词叫焦虑，一种内心深处的无力感攫住了我。无法呼吸。
上当的感觉、对自己的愤怒，在慢慢累积。